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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敬畏生命

通讯员:学工部           稿件来源:麦可思研究           时间:2017/3/24 15:07:03

暴力游戏和互联网上的暴力图片、电影在现代社会已再平常不过,对电子时代的一些大学生而言,扣动扳机、投放毒药如点击鼠标一样,变得如此真实又轻而易举。“我不知道这样会死。”轻描淡写的语气揭示了暴力时代,如果缺少对生命的敬畏,死亡的告诫,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死亡都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话题。传统华人社会普遍避讳与害怕死亡,更不愿意触及与死亡有关的一切,将死亡视为不吉利。从小到大,家庭教育中死亡是避之不及的话题,许多时候在不适宜的时刻提到“死”,都会遭到身边人的责怪。“死亡教育”在华人听来,更是触霉头,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曾公开谈论,也无提前应对措施,在面对时,自然容易茫然失措。
  现代医学的发展让死亡不再完全是自然结果。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赖专业机构照料生命垂危的患者,死亡再次被隔离在人们的正常生活之外。这是否意味着死亡可以避免?答案显而易见。所以,即便沉痛,许多国内外的学校也要开设正式的死亡教育课程,作为生命教育的重要一环,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面对生死。
  三年等候名单!热到超乎想象
  到戒备森严的监狱,与谋杀犯聊天;查看陈尸室的尸体,了解死因;亲临临终关怀所,与将死的病患互动和交流;参观火葬场和殡仪馆,在那里要给自己选出棺材;写出自己的遗愿、遗嘱,甚至为自己撰写悼词……这样做十分恐怖,但上完此课程的人将学会一项人生的重要技能:直面死亡的能力。
  这是肯恩大学最受欢迎课程——“透视死亡”课程中的作业和实地考察项目。这个由肯恩大学教授及注册护士诺尔玛·鲍开设的死亡课程,不仅仅热到等待选课的学生名单已排到三年之后,也引起了当地社区服务小组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资深记者、现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文学新闻学专业的助理教授埃里卡·早崎也曾遭遇死亡事件,因为难以释怀,她加入了死亡课程的学习行列。作为鲍曾经的学生,埃里卡认为,年复一年,学生涌进鲍的课堂学习死亡的原因显而易见:她的死亡课程是真的关于如何珍视如玛丽·奥利弗所说的“我们狂野而珍贵的生命”的课程。在讨论遗愿、参观公墓地及火葬场的表象之下,鲍试图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探寻到死亡带来的悲伤之外其他恩赐和给予。在埃里卡撰写的《死亡课程:关于生命的真实故事》一书中,她向我们讲述了鲍与她的学生,以及将他们聚在一起的富于变化的课程。
  “现在美国有数以千计的死亡课程。”埃里卡说。“不管你信不信,许多死亡课程都人满为患,很多学生都在等待选修此类课程。”很明显,死亡课程对学生来说很有意思……这里有关于死亡的研讨会,有死亡教育和咨询协会,还有关于死亡聚餐(人们聚在一起谈论死亡这件无法避免的事)的活动。死亡课程不仅仅将教会学生面对死亡事件时的应对处理措施,更会扭转他们中的一些认为“不应该谈论或遭遇死亡”的观念。
  死亡之事在所难免,“我们唯一能改变的是对待死亡的态度”。鲍对赫芬顿邮报的记者如是说道,“我们可以学习它,我们能够未雨绸缪,我们能够与我们所爱的人探讨它,我们可以按照生活原本的样子生活。但这一切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死亡太可怕了。如果不是在健康问题出现之前尽可能去忽略它,而是将死亡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在经历死亡之后我们就能够再次整装,充满激情地生活下去。生活需要巨大的勇气,我们身边的世界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对必死命运的了解是我们体内的火种,将推动我们发挥最大的潜能。”
  死亡教育?旨在敬畏生命
  死亡教育起源于美国,最早可追溯到1928年,正式兴起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1959年,赫蒙·费弗尔发表首部死亡教育的代表著作《死亡的意义》。1963年,罗伯特·富尔顿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大学里首次开设了美国大学的第一门正规死亡教育课程。1970年,第一次死亡教育的研讨会在明尼苏达州的哈姆莱大学举行,之后死亡教育渐受重视。
  1977年,派因将美国的死亡教育定义为三个阶段:探索期(1928—1957年),发展期(1958—1967年),盛行期(1968—1977年)。实际上,就目前看来,死亡教育在美国依然十分流行。根据《死亡与临终手册》一书的统计,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已经有六百所大学开设死亡教育课程,其受欢迎程度仅次于性教育。发展至今,死亡课程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招牌课程,耶鲁大学也因为死亡课火了一把,该校死亡课不仅受到本校学生的热情追捧,甚至成为网上数以万计网友的热门推荐课程。
  埃里卡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一些学生选修死亡课程是因为好奇,但是这类课程同时也吸引了那些可能受伤或者试图疗伤的学生。跟她一起学习的同学,都是有故事的人,都曾因自杀、谋杀、精神病、癌症、车祸和服药过量等事件,有过丧恸经历。并且,人们逐渐认识到,在这个宠物死亡都享有与祖母去世相同待遇的现在,如何复原是人类的共需。死亡课程之所以备受欢迎,是因为它超越了病态观点,直击生命的意义。
  今天,数以千计的这类课程可以在不同学科里找到——从健康学、哲学到医学。并且,此类教育不仅限于高校,它已作为一门必修课,在全美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普遍开设。丹尼尔·列维通1977年在其书籍《审视死亡教育》,明确指出了死亡教育的目标:基层预防,为遇到死亡事件做准备;干预,帮助人们直面死亡;康复,理解死亡,并从死亡相关事件中学习。其他目标包括缓解在遇到死亡事件时的紧张情绪,减少恐惧等等。在现在看来,美国“死亡教育”实际上想实现两大基本目标:一是坦诚面对死亡事实,正确认识死亡;二是把它作为情感教育的一部分。
  开诚布公 直面死亡
  尽管死亡教育流行已久,获得了众多高校和学子的认可,但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便是起步较早的美国,也并未做到尽善尽美。
  市场和教育需求催生了众多新的专业,例如美国蒙特爱达学院的死亡教育国家中心为学生提供的死亡学专业教育,还有巴斯大学死亡与社会研究中心和英国殡葬司仪协会共设的项目,旨在招收研究死亡与社会学的硕士研究生。这一学位项目负责人说,设置这项课程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近年来面对死亡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校希望让学生更多地去了解如何面对失去亲人的伤痛,如何慰藉伤痛的心灵,还有如何处理大规模死亡的突发事件。
  现在,在中国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都有开设死亡课程的老师在讲述“死亡的意义”,以帮助学生正视死亡。但是,这仅是少数且影响极为有限。在殡仪相关专业都遭到社会非议的当下,对死亡的忌讳是拦在中国普及死亡教育前的无形的墙。如何推倒这面墙,或许是值得许多高校深思的问题。